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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能够做到平和的面对这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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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飞龙在天 文章来源：风之谷 点击数：410 更新时间：2007-12-11
中青报报道说，一位大学同窗回国做了“海归”，欢迎宴会上，他当着同学们的面大发牢骚，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。该同学抱怨的内容司空见惯，无非是家庭出身贫寒、父母不是达官贵人云云。他说：“上流社会已经把利益分配光了，我们再努力也是为他们服务的！”这名同学在拿到MBA学位后，志得意满地去华尔街找工作，他满以为凭名校的文凭，加上自己多年的商业经验，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。可是，到几家世界著名的银行和投资公司面试后，他发现，精明的美国人现在很懂中国的“路数”了。他所应聘的与中国业务相关的职位，均要求“在中国有广泛的关系网络”。而这种职位，经常被一些留学在外的干部子弟把持着，他挤不进去。
听了这段经历，真是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
我来自一个山区小镇，父亲行医，母亲经商，在本镇也算有头有面，可是考到一中就大不一样了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不管我的成绩如何优秀，我的土话，我的笨拙，我的大一号的衣衫，总会让我得到敬而远之的待遇。刚好我的同桌是一县委书记的公子，这位贵邻将我衬得愈加寒酸。他最喜欢在睡前大谈其性理论，最讨厌考试放榜，因为他没有一次不亮红灯。可是这并不妨碍一帮同学围着他转，每个礼拜班主任都叫他到家里喝汤。我并不讨厌同桌，他性格中有着豪爽的一面，有几次我弹尽粮绝，是他大方地借钱给我，才免于饿肚子的。不过愈是这样，我愈是表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――有时人们筑起一道围墙来，只是不想自己受到伤害而已。而我之所以拼命念书，潜意识里大概也有证明自己的用心吧。只是出身这东西并不像衣服那样可以更换，哪怕我考上大学、跳出龙门后，我还能感觉到它紧紧的套在我身上。记得我毕业后到机关报到的时候，人事局一个科长拿着我的档案看了又看，然后说：哦，农村来的。他的口气是那样的轻蔑，就好像他们的祖宗八代没有一个是农民，就好像党当初不是一群脚上的泥巴还未洗干净的庄稼汉。
我一个大学同窗就说过：“中国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先富的，一种是不想富的，他们懒，所以受穷。”他本人当然属于先富一族，其父贵为某重点中学的校长，早就为爱子预备了一份稳定而多金的工作。他不须像我一般，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，迎着扑面的水泥尘，在市政府同事的豪华摩托车甚至小汽车中躲躲闪闪。
一位朋友来信说，他在一个大型国有煤矿公司，作为一名普通员工，一年收入在1万多点，他的部门经理是副处级，一年可拿20万，在往上，正处级，一直到董事长，越来越高，对他们普通员工来说已是天文数字。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铝电公司，总经理来了不到一年，年底发奖金时，发了二百万，而一线车间的普通员工，发了二百元，当时的感觉可以说是痛彻不已，欲哭无泪。而这些还都是帐面上的数字，而其它收入更不用提了，而广大的普通员工只能是能吃上饭而已。
我想：社会是不是越来越不公平了？
经常听有孩子的朋友说，一定要让孩子上重点小学，甚至重点幼儿园，“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点上”。为此，他们不惜动用所有的人脉关系和经济实力。孩子上什么学校，似乎已经成为衡量其家长社会活动能力和是否作为成功人士的标杆。由此可见，社会的分层在幼儿时代就已经开始了。从总设计师提倡重点学校到现在，在各类学校之间的等级界限已经是颇为分明的。一个人在未来社会中可能占据的位置，特别是将来作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分野，从这里，从初中时代所进入的学校级别中，已经基本划定了。一部分人从重点小学、重点中学、名牌大学、大公司、高薪职位，甚至还可以出国留学，回国以后再拍一部电影讲述这时差七小时或者八九小时的故事。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普通小学、普通中学、职高、技校、成人大专、车间、工厂、商铺。
在斯汤达的不朽名著《红与黑》中，出身木匠家庭的孩子于连，在19世纪之初的法国贵族社会中也受到歧视。按照当时法国社会的不成文法，尽管于连很有才能，但是他由于没有贵族出身的背景，因此社会绝不允许他成为穿红袍的政治权贵，却至多只允许他这种人成为穿黑袍的教士，以此才能跳出他所属的下层社会。我们的社会，虽然身上打着意识形态的特殊印迹，实际上也正是等级社会，而且各等级间越来越泾渭分明，留给平民子弟的渠道越来越窄。于连尚且可以通过当教士出人头地，中国古代的寒士也可以在考场上一举成为人上人。而现在，我们无论如何努力，即使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财富，却终究面临一个瓶颈：我们永远与上流社会隔绝，能够打破阶层分割的人并不多。这样说可能有点偏激，不过，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到，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
甚至，我们连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也要落空了。以前我们相信，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，会产生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。所谓中产阶级，不是权势阶级，但他们从所在社会获得好处——教育良好、收入可靠，生活稳定，生老病死有保障，因此对社会秩序认同，是社会的稳定因素。如今，下岗、失业、丧失社会保障成为国有企事业职工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，原本的稳定不再，饭碗朝不保夕，医疗失去保障，社会地位沦落，他们对当前社会也不再认同。而我们这些白骨精，虽然收入普遍增加，但是把购买住房、子女教育、养老和医疗考虑进去，收入增加的幅度要打很大折扣。尤其是在养老、医疗两方面有保障的人为数很小。病一场倾家荡产是多数人面对的现实。
有人会问：在中国城市——尤其是大城市——存在一个人数可观的高消费群体，他们不是中产阶级又是什么呢？那其中确有一部分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工薪阶层的金领贵族、高级专业人士，包括一部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轻人。但是从整个中国看，高消费阶层主要是由权势集团及其亲属构成的。中国官员众多，遍布整个社会，尤其集中在城市。如果有条件对中国的高消费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追踪，会发现高档消费要么是直接的公款支付（如中国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费3000亿元，超过国防费用），要么是有求于权力的请客送礼，或者是来自当权者的贪污受贿，总之大多会与权力有直接间接的关系。无疑，这个具有特权的集团是从当前社会秩序得到最大好处的，也是最为认同这个社会的。然而特权集团不是中产阶级，也不会发挥中产阶级的作用。
正因为这种残酷的现实，我的一位朋友甚至直言不讳地说，他如今的所有奋斗，都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铺路。可是，放眼尽是别墅的高墙电网、学费以万计的贵族学校、几百万一张的高尔夫会员证、私人会所的保安系统，我们的路在哪里？
一个社会，最可怕的不是贫富分化、社会对立，而是各阶层间缺乏流动。如果下层失去了公平上升的机会，总有一天会掀翻这象牙床的。（风之谷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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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10-14 05:50:55